神华煤制油项目破垄断三考

（《周易本义》，第228页）朱子从小程之说，以阴阳为形而下存在者，所以阴阳为形而上存在者：所以阴阳者是道也。

卑湿重迟贪利，则抗之以高志。怎么修心？《大学》讲正心：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：身有所忿懥，则不得其正。

从耳顺到从心所欲是一个飞跃，使孔子摆脱了身体的局限，顺心而为，合于大道，进入了致广大、尽精微、通神明的圣人境界。荀子也讲心性修养，只是与孟子在理路上有差别。郭店楚简《五行》还把仁写为 ，是儒家身心一体思想的典型体现。如前所述，儒家认为在身心关系上，心居于主宰的地位。他引孔子的话说：‘操则存，舍则亡，出入无时，莫知其乡，惟心之谓与? （《孟子·告子》上）还讲养心：养心莫善于寡欲(《孟子·尽心下》)。

有所忧患，则不得其正。（《荀子·劝学篇》）君子之学是身心合一，内外一体的，可以使人的生命呈现出美好的光辉。这样，和而不同就成为中国文化可贵的历史经验，也应该成为今天进行文化整合的基本原则。

但如果从儒家思想的内在结构来看，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即内圣与外王是不可分割、共为一体的。在整个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，儒学也面临着现代转型问题。君子以仁存心，以礼存心。清统治者正是看中了这一弱点，到了乾隆时期，就一反前朝尊朱学黜汉学的态度，转而大力提倡考据，以作为理学的补充，这样就造成了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：学术与思想的分裂，使学术失去了思想性的追求，变成了为学术而学术。

知虑渐深，则一之以易良。儒家在其后历史嬗变过程中, 虽然理论形态不断更换,不同派别不断产生, 但以内圣外王为其思想的基本结构却始终如一。

也就是说，内圣外王是指内圣和外王，而不是指内圣而外王，或内圣通外王。中心环节或轴心是修身，以修身为界，又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部分：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所要达到的结果是修身，离开修身的格、致、诚、正都失去了意义。最后他特别指出：以上九义，第一义中，仁实为元，仁即道体。我认为，当代新儒学的建构要形成自洽的思想体系，就不但不能割裂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，同时还应该考虑社会儒学这一维度。

（《近思录》卷五《改过迁善 克己复礼》）朱熹说：古人于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等事，皆至理之所寓。所以，今天的思想整合还应该以中庸之道为基本途径，以儒学传统作为基础性的资源，以儒为主，兼容诸教，整合多元思想文化，构建未来中华民族的文化体系。儒家的社会政治理想基本上建立在这一模式之上，虽然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解释，但基本信念没有改变。但是，他们内圣开出新外王的想法在理论上遇到了很多的批评，他们也试图在现实政治中获得官方的认可，并借以取得参与现代民主政治的机会，但事实上他们在现实社会政治方面的贡献有限。

儒学的核心结构是内圣外王，其渊源是古代圣王。这种新的学风由萌芽、渐至发展，成为与理学、心学相并立的新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形态。

夫仁者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。从中国文化发展史来说，以儒为主体，以道、佛为调节和补充，以法家为实行，形成了一个互动互助的四维结构形态，而儒学又在漫长复杂的文化演进过程中，起着一种制衡作用，通过与时俱进，满足社会的要求，在维护与整合不同文化因素的前提下，不断更新发展，于是就形成了中国文化多元并发、并行，而以儒居中制衡的独特形态。

孔子与儒学之广大在此。所谓儒家‘伦理政治型的思想模式，从这时开始便基本形成了，这就是所谓‘外王之学。程颐说：颜渊问克己复礼之目，夫子曰：‘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。他从庄子、荀子对内圣外王的解释中得出结论：内圣，是在生命之内尽圣人之道。孔子生长在一个礼崩乐坏，天下无道的时代，他通过对礼乐文化的历史反思来明道的，对道有了自觉的意识。而思想也失去了学术的支持，变成了虚悬的道学教条。

他说：为仁由己，而由人乎哉？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一个人能不能成为品德高尚的仁人，关键在于自己，我欲仁，斯仁至矣。  当代新儒家在理论上仍然以内圣外王作为自己的文化理念，牟宗三曾说‘内圣外王一语虽出于《庄子·天下篇》，然以之表象儒家之心愿实最为恰当。

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：圣王不作，诸侯放恣，处士横议，杨朱、墨翟之言盈天下。这样，在思想文化界就出现了两张皮：一方面是很具体很科学的文献学或语言学的考据，另一方面则是习惯性地反复重申的道德训诫 ，在这种学术思想的背景下，传统儒学不断走向衰微。

所谓修己即是内圣，安人、安百姓，即是外王。两尽者，足以为天下极矣。

以仁道为核心，重建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体系。……儒家千言万语,各种法门,都不外归结到这一点。在他看来，治学的目的在于探求历代得失枢机，阐发治国经世大略，而不可沉迷空谈玄妙陋习，背离圣人大道义理。述而不作的经典诠释方式实质上是以述为作，述中有作。

在今天儒学全面复兴的过程中，还应以内圣外王为基本结构重建当代新儒学，为此作者提出了彰明仁道、修身为本、思想整合、社会儒学、制度建构的思路，即以儒家中和之道整合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、社会儒学，上升到内圣外王之道，以重建圆融、圆满的新儒学体系。这两种功能在古代圣王那里是一体的。

总之，传统儒家主流把内圣外王表述为内外、体用、本末的关系，强调以内圣驾驭外王，用道德精神指导外王事业。秦汉以后的儒者也都在把握内圣外王的精义，重建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，但有的侧重于对孟子内圣一面的发挥，发展出了心性儒学，有的侧重于对荀子外王一面的发挥，发展出了政治儒学。

有心性之学开始而推展到广泛的社会政治实践，本来是当代新儒家的逻辑思路，刘述先就说：新儒学由民族文化的危机开始，提升到学术与哲学反省与建构的高度，最后仍必须落实到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社会、教育等实际层面，不能自甘停留在‘游魂的状态。北辰居天空之中，与地球北极相对，众星环拱，古人即以北辰为宇宙的中心。

狭隘褊小，则廓之以广大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就需要心性儒学来对政治儒学进行批判与矫正，消除政治儒学中的意识形态成份，保持政治儒学的纯正面目。可见，在孔子的思想中，内圣和外王是相互统一的，内圣是外王前提和基础，外王是内圣的自然延伸和必然结果。中唐以降，有韩愈、李翱开始，儒家受到佛教心性学说的影响，儒家内圣之学又渐渐突出，至宋明理学家进一步发展了先秦儒家有关心性的理论，同时，吸收佛教、道家的心性学说，多有理论上的创获和实践上的修为，提出了内外交养的基本思路。

（《孟子·离娄上》）显然，他凸现的是圣人的人伦道德方面，把圣王的外在事功回落到了内在心性方面，但仍然以尧舜圣王为道德楷模和政治典范，期望现实中的君臣能够效法圣王之道。外王，是在政治之外尽王者之制：内圣与外王之间没有体用因果关系，而是平列对等关系。

儒学现代转型的逻辑起点是如何对内圣外王进行现代诠释和转换，港台和大陆新儒家都做出了各自的探索，也存在很大争议。乾嘉汉学的最大弱点是脱离实际而缺乏现实感，因埋头于烦琐考据而缺乏理论思维和理论批判的能力。

……修身的核心地位促使中国思想家们将伦理付诸实施，将审美作为经验，将形上学转化为智慧，将认识论运用于沟通。孟子时代，圣王不再，思想混乱，邪说横行。